当前位置：创意手工网>民间艺术>拓印>

藏书票里的历史一角

拓印阅读(1.65W)

藏书票里的历史一角张伟
来源：《新民晚报》

1911年出版的傅兰雅著《教育瞽人理法论》　　藏书票是艺术园地的一朵奇葩，在西方世界有着悠久历史。鸦片战争后，藏书票这朵艺术小花也伴随着大量西方事物传进中国，时约在20世纪初。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开放城市，接纳藏书票这朵西方艺术之花时间最早，使用的人群范围也最广泛，他们中有的是留学归国的学子，有的是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文人，也有在中国扎根立寨的外国人。这一枚枚已经泛黄陈旧的藏书票，背后也因此蕴藏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并折射出近代上海五色变幻的历史一角。
　　1　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陈光甫和上海银行图书馆藏书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是近代中国享有盛名的“南三行”之一。它的创办人和董事长是庄得之，但当人们提到上海银行时首先想起的却是总经理陈光甫，他和张嘉璈、李铭、钱新之一起被称为旧中国银行家的“四大名旦”。
　　上海银行创立于1915年6月，额定资本号称10万，实则仅7万余元。这样的经营规模，在上海滩不要说无法和资本雄厚的外商银行及官办银行相比，就是在私营银行同业中也只能居于末流。然而仅仅十余年间，陈光甫便把这样一家全国规模最小的银行发展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私营大银行，并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无数个“第一”、“之最”，他本人也因此被后人誉为“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
　　陈光甫花费心血最多的还是在对人才的培养上。上海银行开办之初，他就从盈余中提取款项作为训练人才的专项经费使用，当时上海银行学习蔚然成风，职员素质之高在同行业间有口皆碑。陈光甫本人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自己的求学经历中他深知图书馆对个人学习成长的重要性。1923年10月，陈光甫即以私人藏书在行内开设图书馆，供职员阅读。1933年5月，他正式开办上海银行图书馆，每月拨出专项经费，独立预算，并聘请著名学者宋春舫担任图书馆委员会的主席，具体负责图书馆的工作。
　　本文所附这枚藏书票，就制作于1933年上海银行图书馆正式开办之时。票上随意放置的中西文书籍代表着知识，熠熠发光的五角星象征蓬勃向上的精神，两支蜡烛意味着上海银行服务社会，从细微处着手的行规宗旨。中心部位S.C.S.B几个字母，自然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英文名称TheShanghaiCommercial&SavingsBankLtd.的缩写。笔者有幸过目不少贴有上海银行图书馆藏书票的书籍，如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刘大杰的《春波楼诗词》、焦菊隐的《夜哭》、徐讦的《春若韭集》等，说明这个图书馆除了购买收藏金融专业方面的书籍之外，对人文科学也是相当重视的。
　　笔者猜测，上海银行图书馆这枚藏书票的制作和使用，很可能出于宋春舫先生的一手筹划。因为宋先生此时正负责图书馆的具体工作，而他除了是一个著名学者之外，还是一位中外驰名的藏书家，一位藏书票艺术的热心爱好者，他的“褐木庐藏书票”在藏书票界是享有盛名的。若细细品味，两者的制作风格也是非常相像的。如果这个猜测属实，那么从制作时间上来说，这枚上海银行图书馆藏书票正好是褐木庐藏书票的“弟弟”。
　　2　心中一盏明灯在——傅步兰和他的藏书票
　　这枚藏书票属于特殊教育家傅步兰，但是，要说傅步兰，不能不先提傅兰雅。这倒并非仅仅因后者是前者的父亲，而是因为他们从事的是同样一种令人崇敬的事业。而且，傅步兰正是遵循父亲的嘱托，踏着父亲的足迹，走上盲童教育这条崇高而又崎岖的道路的。
　　傅兰雅是英国人，原名约翰·弗里尔(JohnFryer，1839——1928)，傅兰雅是他的中国名字。他从小就对中国极为向往，1861年他如愿以偿来到中国。虽然他是由英国圣公会所派遣，按理应该成为一名传教士，但他在中国几十年的生涯中，扮演的却完全是传播西学的学者角色。傅兰雅精通汉语，能够用中文写作，甚至还会说广东话、北京话和上海方言，这些条件为他翻译西书、传播西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人做过统计，在1861至1896年傅兰雅在华生活的35年中，他译述的西方著作达到120余种，是当时此领域中译书最多的；而且，他所译之书涵盖政治、法律、哲学、历史、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等各个学科，堪称19世纪中国所译西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译书之余，傅兰雅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不少出色工作，如他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专业科普杂志《格致汇编》，参与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科普学校格致书院，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等。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受过他的恩惠，他在传播西学方面所作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纪念。
　　傅兰雅在中国的几十年中，亲眼看到了很多中国盲人，尤其是下层社会穷苦盲人的不幸遭遇，故很早就有办盲校的想法。1911年，他开始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正式开始盲校的筹建工作。此时，傅兰雅已年逾七旬，垂垂老矣。他自感办校力不从心，遂令其子傅步兰来沪接手自己的事业。
　　其实，傅兰雅早有薪火相传之意，故在此之前即已嘱咐儿子在欧美学习管理盲童学堂的经验及最新教育方法。傅步兰在来沪之前，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盲哑学校学习六个月，初步了解和掌握盲人教育的基本知识；接着，又赴阿弗不罗克地方盲人学校见习五个月，加深对盲人教育理论的认识；然后，再赴波士顿潘金司盲人学校学习，提高自己对盲人教育的管理实践能力。傅步兰在1912年年底抵达上海，上海盲童学堂(1913年后改称上海盲童学校)也在这年的11月正式开学，傅步兰出任校长。
　　傅步兰为盲校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学校的课程设置及内容，除根据当时教育部规定的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常设课程外，还根据盲人特点另设了打字、手工、风琴演奏、声乐演唱等学科。各项功课均用中文讲授，课本则采用全球通用的布莱尔六点制盲文体系。布莱尔盲文被定为国际标准盲文是在1895年，傅步兰在十余年后即将其引入中国，使上海盲童学校成为近代中国正式使用布莱尔标准盲文的第一所盲校。傅步兰还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盲人教育的课程走进了大学课堂。1932年，傅步兰在大夏大学开课讲学，虽只有本科学员九人，但在大学设置盲人教育课程这一事件本身，已足以引起社会对盲人教育事业的关注和重视。
　　傅步兰还出席了1931年4月在纽约召开的国际盲人会议，他以非政府代表的身份，同与会的36个国家和地区的82位代表一起讨论，宣传了中国的盲人教育事业。傅步兰的这些教学、考察和交流活动，架起了中国盲人教育事业与世界盲人教育事业之间沟通的桥梁，赢得了世界对中国盲人教育事业的支持。傅步兰主持上海盲童学校历时38年，于1949年9月宣布退休，次年4月回国。2002年10月，上海举行了盲童学校建校90周年的纪念庆祝活动，这当是对傅兰雅、傅步兰这对英国父子为中国盲人教育事业所作辛勤努力的肯定。
　　话题回到傅步兰的这枚藏书票上，窃以为，这枚书票的图案很好地反映了傅步兰所从事的事业。书票正中是票主的英文名字：r，两册精装书籍代表了知识。书籍上方的高楼和外滩的万国建筑非常相像，应该象征着上海。最显眼的是右方那支闪闪发光的蜡烛。这燃烧自己，驱除黑暗的圣物本就象征着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而对盲人来说，这发光发热的蜡烛不更代表了照亮他们人生旅途的明灯吗？可以说，傅兰雅、傅步兰这一对父子，一生始终在做着点燃明灯，驱除黑暗的工作。传播西学使很多人开了窍，不再做一个睁眼瞎；而开办盲校则实实在在替很多盲人点燃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盏明灯。
　　3　红砖墙里育子弟——上海美国学校及其藏书票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大量外国侨民随之涌进中国，在各处安营扎寨，由此而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为侨民及其子弟服务的机构，侨民子弟学校即其中之一。20世纪初，供美国儿童就读的美国侨民学校在中国共有4所，其中上海的一所是规模最大的。
　　上海美国学校创办于1912年9月，它的英文名称是ShanghaiAmericanSchool，中文译作侨美学堂。学校编制包括完全小学及高初两级中学，校址最初设在北四川路172号A，虽地处闹市，校舍却比较简陋，1922年，学校在上海西区的法租界贝当路(今衡山路)10号觅得一块土地，修建新校舍，次年9月建成迁入，学校中文名称也开始改为上海美国学校。新校舍占地近百亩，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飞设计。建筑设计主要模仿了美国费城独立厅的风格，主建筑立面颀长而舒展，左右对称，纵向三段式屋顶有连续排列的老虎窗，正中屋顶有突起的塔楼。墙面多为清水红砖，恢宏旖旎，故该校又称红砖学校。里面庭院深邃，林木掩映，别墅式的楼房鳞次栉比。
　　论校舍的豪华和学校的规模，上海美国学校在当时都属首屈一指。这两枚藏书票都由上海美国学校的图书馆印制，帆船和海洋代表了远涉重洋。当时学校的不少工作人员都向图书馆捐赠了图书，故其中一枚藏书票下方特地印制了“某某职员的礼物”等字样。这枚书票贴在一本1938年由纽约出版的小说上，是一位叫雷蒙德·伯蒙斯的人于1939年捐赠，书票上并有他的亲笔签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进入法租界，贝当路10号成为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的大本营，这座深宅大院成了人人闻之色变的人间地狱，比汪伪特务机关的76号更恐怖。上海解放后，这里一度是华东军政府委员会文化部的所在地，以后成为某研究所的所址。
　　1980年后，美国学校重新返沪建校，在上海市教育局正式注册，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一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该校最初坐落在市三女中的校舍内，后来因为学生人数不断增多，遂独立建校，目前最大的一所在闵行新华漕地区，占地200亩，拥有从幼儿园到高中的2000名学生。教师队伍来自世界各地，学生毕业后可直接报考美国大学。从最早的侨美学堂到现在的美国学校，上海和世界的联系变化之大，令人感慨！